經濟系學生的時代責任 / 于國欽

作者: 于國欽 / 工商時報社論主筆

東吳大學經濟系自民國九十四年陸續開了「財經新聞寫作」、「財經新聞製作與分析」的課程,一晃眼我已教了十一年。這一期間國內發生不少事,總有學生於課後或寫信問我:青年人薪水為何只有22K?太陽花學運錯了嗎?反服貿對不對?年金改革為何停擺?立法院何以如此混亂?等等。
于國欽 / 工商時報社論主筆
于國欽 / 工商時報社論主筆

經濟系學生具有經濟學理基礎,可以比較理性討論這些問題,而這門課的目的也在於讓學生學習如何評論政經情勢。我經常與他們交換意見,我相信社會要進步,就必須回歸理性,十一年來學生們也總能在理性討論之後形成自己的觀點,不致隨波逐流。

每學期一開學,我會告訴他們,學習理論重要,關心時事也很重要,尤其當前台灣局勢紛紜,極需社會以理性來面對,而經濟系學生有經濟學理的基礎,更該把學理應用到時事的分析上,這對社會有極大的助益。

為了激勵他們,我總會說,凱因斯不僅是理論家,也在報館待過,是一位出色的新聞評論者,曾有人說:「沒有哪個經濟學家能像凱因斯那樣有效地使用手中的筆」。事實上,凱因斯自伊頓中學求學期間,除了數學之外便喜歡閱讀古典文學、中世紀拉丁詩詞,離開伊頓時他的藏書已逾300本,在一次大戰前約1913年凱因斯曾爭取到《日郵報》當編輯,他於巴黎和會結束後在《曼徹斯特衛報》發表評論,在1942二次大戰尚未結束,他已構思日後建立社會安全制度的「貝弗里奇報告」,好的文筆加上對經濟社會的關心與熱情,使他成為上個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

輿論自古而有,但多屬街談巷議,而自清末以來漸形諸文字,民報、新民叢報、大公報等陸續出現,報紙除了報導以讓民眾了解社會實況,政治動向、經濟走勢外,評論尤為重要。

依據我的經驗,我告訴他們:「要寫出一篇有份量的評論,除了文筆典雅、論述有據外,有人文的關懷至為重要,從古自今,凡能打動人心、流傳下來的文章,必定有人的關懷,文章中要帶著幾分豪情與悲憫,才能引發回響而凝聚更大的輿論壓力,切忌迂緩之高談、刻薄之偽論。」

這個社會每天都有人在評論,這些評論無形中都在影響台灣社會,然而只有愈多理性的評論才有助於社會的進步,過激的言論對社會百害而無一利。民國初年徐志摩曾任《新月》的總編輯、梁啟超主編《清議報》,他們寫過許多擲地有聲的評論,對於民初的政治社會有著激濁揚清的作用。打筆戰是在所難免的,梁實秋、徐志摩在《新月》發表文章與魯迅打過筆戰。1981年第二次石油危機引發通膨及投資不振,究竟降息以提振投資或升息以抑制通膨,王作榮與蔣碩傑分別於《工商時報》、《中國時報》及《中央日報》大打筆戰,這場經濟政策辯論,對日後台灣的財經政策走向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評論有沒有用?當然有用。拿破崙曾說:「我怕三家報紙甚於一萬把刀」評論的價值,於此可知。司馬遷為了寫史記,走遍大江南北,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他期許自己「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成一家之言」,春秋之筆的力量正是來自於對事實的追求與對宇宙人生的高度。評論正需要有司馬遷這樣的理性與豪情,而要達到這個境界除了熟悉經濟學理,我總會提醒學生:「要多讀多背古文、唐詩宋詞、多看歷史、多觀察世局變化,惟其如此才能在混沌的政經情勢中洞察真相,而以流暢的文筆寫出發人深省的文章。」

當這個社會理性的聲音多了,進步的力量才會出現,否則在吵鬧不休下,台灣經濟恐怕還要繼續停滯十年、二十年。在謊言、誑論充斥的年代,撥亂反正這件事,經濟系學生可說是責無旁貸。




(本文內容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部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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