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2023)聯合國氣候公約第28屆締約方會議的阿聯合意(UAE Consensus)，雖開啟了氣候行動的新章，但同年的極端氣候卻也創下了野火肆虐、旱潦成災的歷史紀錄。

 

 

展望2024，天災地變將不再是氣候危機而是生活常態。雖然IPCC早在2018的1.5C特別評估報告告訴我們僅剩12年去控溫，但依據美國NASA的報告，2023年已經比19世紀的平均溫度升溫1.4C。

 

 

其實，除了人為排放，人類對地球生態及其蓄碳能力的破壞，更是加速暖化的致命原因，所以阿聯合意特別納入了2030保育地球30%自然生態的30X30架構，希望發揮每年蓄碳10億噸的效用。這其中，所謂的自然解方(nature based solutions)正是用來和30X30架構發揮綜合效益的工具。

 

 

一如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WWF)所強調，2023年只是極端氣候災難的開端，若要遏止災難的繼續惡化，控溫1.5C仍是唯一選擇，至於阿聯合意則描繪出了不能再妥協的氣候行動；其中，三倍再生能源及兩倍能源效率的提升是告訴我們，擴大成本已可以低於化石燃料的再生能源佈建，來加速其與化石燃料的黃金交叉是必要的，但對台灣來說，地狹人稠及繁複的經濟社會與生態限制，導致難以擴大再生能源開發規模，也很難再要求原本就依賴優化能源效率來從事貿易競爭的企業再去大幅度提升效率。

 

 

其次，此次阿聯合意揭示的2030(43%)或2035(60%)的減碳目標，對於迄今大量無法履行公約於2020年更新NDC義務的締約方來說，儼如空中閣樓，換句話說，即便身處氣候危機，許多人仍不願多付電費、燃料費，不願少用空調、少浪費一些食物來提升國家自定減碳貢獻(NDC)的企圖心。反觀台灣，缺乏自主能源的孤島型電網、高度製造業排碳占比(52.92%)的外貿導向，加上亞熱帶地區的高密度、老舊都會住宅及化石燃料載具占比居高不下的現實，也讓台灣的NDC膠著於維持經濟成長的困局及跨世代轉型正義的思辨中。

 

 

面對這些困境，全球氣候行動主義不得不大力倚重所謂的自然解方，希望遏止WWF所稱「氣候變遷飛輪效應」(the flywheel effect of climate change)，也就是生態蓄碳能力的流失，但是當涉及導入市場誘因機制來發揮前述30X30架構的效用時，自然解方隨即被懷疑是投機套利與洗綠的工具，而引發爭議。對台灣而言，我們的淨零關鍵戰略也納入自然碳匯，但整個社會對於碳權的浪漫期待，似乎遠超過挽救地球生態系統的認知，長此以往，自然解方淪為洗綠或套利工具的錯誤認知，將威脅台灣的永續。

 

 

最後，對台灣來說，正確的利用自然解方來強化台灣的蓄碳生態體系攸關重大，而這些都有賴綠色財務及永續金融變革的支持；目前除歐洲及星港外，美國也以抗通膨法案為據，配合推動綠色金融監理規則來促進綠色資金的挹注。我國早已投入大量淨零資金，但在妥適分配部分，仍有待金融2.0及3.0之法制建設，這也是我們必須趕上的進度。

 

 

(本文內容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部立場)